【人物】她出身名门，毕业于北大法律系，是最早的一批女性合伙人

阎兰

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

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阎兰，北京外国语大学法文文学学士，国际法硕士，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法博士，法国执业律师。1997 年成为法国基德律师事务所首位女性合伙人，1998 年起任该所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2011 年起担任拥有 160 年历史的华尔街老牌银行瑞德集团大中华区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及总裁。同时担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及国际商会（ICC）中国委员会的仲裁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出身显赫父亲入狱母亲下放

阎兰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外公 20 世纪 20 年代在清华毕业，考上庚子赔款的奖学金留学美国，就读麻省理工医学院。20 世纪 20 年代末回国，在东北大学任教。外婆家里是江苏嘉定大户。据外婆讲她的祖上是《爱莲说》的作者，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的后人。在同代人中，顾维钧是她的姑父。外婆的父亲是留学日本同盟会的会员。学西医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医院做医生。从小外公就送母亲到天津教会学校读书，在家里讲英文。后来，刚一解放阎兰的母亲就考进清华，两院并校后又到北大法语系学习，毕业于北大法语系并自学意大利语，成为双语翻译。

 「文革」开始不久，阎兰全家遭遇浩劫。在她九岁那年亲眼目睹爷爷被红卫兵抓走，半年后就惨死在秦城监狱中；爸爸也在秦城监狱中被关了七年半。家里的姨妈、伯伯都抓的抓，关的关。妈妈因为被视为双料反革命家属而被机关隔离审查了一年多，然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

回首往事，看不到那段岁月留下的沧桑，只有对命运的感恩和母亲对阎兰的言传身教。下面是《律商中国法律透视》对阎兰的采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性别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争取

我们知道，您在1991年在加入法国最大的历史悠久的基德，并于6年后成为该所全球第一位女性合伙人，很不容易吧？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本科学的是法语，然后去北大法律系读研究生，接着去瑞士读博士，毕业之后直接进入了法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基德律师事务所巴黎办公室。基德在巴黎的办公室很大，发通知都用大喇叭。有天早上上班，就听到喇叭里用法文说，请所里的合伙人先生到会议室开会。当时我就很疑惑，怎么光有先生，没有女士啊，因为法文里「先生」、「女士」分的很清楚。后来从同事那里听说，基德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从来没有女性合伙人。我就觉得很奇怪，在新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观念中，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工作是因为我是女性而不能做的。就算是我父母这一代，母亲也都是在外工作，非常努力，也很出色。反而是在民主悠久的法国，在这样一个久负盛名的律所里，在两性的职业发展上，竟然存在这样的性别歧视。 

后来，在基德工作到第五年，有人建议我应该去找主管合伙人去谈谈，看有没有成为合伙人的机会。于是，我就真地找他谈。这是一个很传统的老派合伙人。我说，我知道这里有不成文的规定，女性不能成为基德的合伙人。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像我这样从中国来的女律师，有没有机会成为合伙人？我还问他，所里为什么没有女合伙人呢？他说，大家都认为许多女律师非常敬业和优秀，不比男律师差，但是女律师一旦结了婚，要生孩子、照顾丈夫等，生活就会占去她们的一些时间，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我说，我不同意您的观点，这并不是每个人的选择，也许有一些女律师愿意用一半时间工作，一半时间教孩子、照顾家庭，但是我愿意把 100％、甚至 200％ 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不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呢？我从中国来，中国一直都是宣传男女平等，宪法也有相关地规定。最后他说，我很认可你的表现，特别是对开拓中国业务做了很大的贡献，如果你想要成为合伙人，你就必须参加选举，并获得通过。结果，在后来的选举会议中，不论是一票制，还是加权表决，我的通过率都几乎是 100％，他们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我想我很幸运，因为可能基德当时也在寻求变革，而我恰逢其时。 

当然，如果要说到当选的原因，首先，是与我在当选前五六年时间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那时我主要负责中国业务，经常要出差去各地做项目，条件艰苦，但艰苦中也有乐趣，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很有挑战性。其次，我也有很坚决的争取，因为对于律师来说，成为合伙人，不能说是完全的目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一站，起码是对你以前工作的一个认可。所以，做什么事情你要去争取，努力过才知结果。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些年轻人很不一样。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经历过很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过很多苦，那时家里的亲人们被抓的抓，关的关，我那时被送到农村去，不能上学，甚至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了。但是苦日子熬过来之后，做任何工作都觉得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艰苦的环境让我们形成了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在性格上也变得更坚强。因此，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从来都不会质疑是不是有机会，是不是应该向前走，而是勇敢地往前走。去争取做合伙人，也是性格使然。 

我一直相信，性格决定展你的发。我也一直讲，其实人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就从来没想过，因为我是女性，就有什么事情能做或是不能做。我的职业经历也证明，只要我们的法律技术过硬、专业知识和经验丰富，提供的咨询意见对客户有价值，性别并不是个问题。 

因为经历过苦难反而更为乐观

您一直在强调您很幸运，我们也能从您的谈话中感受到您的乐观，您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对吗？ 

这点我同意，我想我是天生乐观的那种人，但是这种乐观也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很大关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了很多苦，经历了那场磨难之后，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事情难得倒我。我始终觉得，与同龄的一代人相比，我的确是非常幸运的，赶上七七级高考，顺利地考上大学，上研究生，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毕业后在国外工作。当然，一路走来也得到了导师、朋友、领导、亲人的很多帮助。 

2009年上半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所里因此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面临重组裁员的可能。我当时和另一个合伙人一起说，「天塌下来当被子盖」。我也提倡所有的人勒紧裤腰带，从合伙人开始做榜样主动减薪，尽量不裁人。当然，我们后来也是顺利地度过了难关，现在的业务发展甚至比先前的势头的还要猛。

您一直保持这样的乐观，主要是受到了您母亲的影响吗？ 

我想应该是受了整个家庭的影响。当然我母亲也是相当乐观和坚强，在文革中我父亲被无辜关了七年半，我的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我母亲依然教导我要保持信念和乐观精神。母亲作为一个榜样，对孩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我母亲那一代人也是非常不容易，他们的命运与政治、历史绑在一起，就像我母亲在她的回忆录里写到，她在年轻的时代承载了过多的无奈和沉重，就像在大海漂浮的一片树叶，随着政治运动的波涛起伏，飘浮不定，也幸好没有被海浪打到海底。她也羡慕像我这样的年轻一代，她觉得我们非常幸运，赶上了好时候，有能力去掌握自己的命运，选择自己要做的事情。 

同时，文化大革命那段经历，也教会我很多东西。那时我年纪还很小，在北京无依无靠，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处理。想去监狱探望父亲，甚至都需要自己去中央办公厅申请。我想我们这一代人的性格多数都是在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我经常提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尽管确实经历了祸事，但是从苦难中受益匪浅，炼就了我能吃苦，坚毅乐观的精神。 

没有触碰过天花板的人不会知道天花板长什么样

调查显示，目前不管是外资所还是内资所，确实存在男合伙人人数远远大于女合伙人的现象，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呢？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受根深蒂固的传统「男权」思想影响，在一个绝大部分是男性合伙人的律所里，合伙人在选择合伙时性别差异上的考虑，会导致女律师很少有机会成为合伙人。其次，传统观念也会影响女性自身的一个定位。一方面女性结婚后，要照顾家庭，有来自家庭的压力；很多女律师干了几年之后，到结婚生孩子的时候，可能就放弃，考虑转行了。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压力，从心理上说，当看到事务所里都是男性合伙人，女律师就会想我为什么要去争取呢？就算争取了也不会有，种种悲观的思想也会使女律师有了一种自我的限制。所以这样的女律师往往需要鼓励，鼓励她们在事业上有所突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不是能顶破「玻璃天花板」。 

其实，律师有其职业特点，十分艰苦，做律师这个职业要付出的时间多，要有一个全面的奉献精神。像有一次我去哈尔滨做项目，在最后的阶段，我和同事连续3天3夜没有睡觉，后来顺利签约，圆满完成任务。在飞机场，我因为疲劳过度，休克了。 

要在职业上进步，女律师要有决心，要自信，也要知道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安排好，如何处理压力。对于年轻的女律师，我觉得重要的是如何更好地组织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15分钟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决不要用开一个小时的会来解决。在布置工作的时候，挑选最好的人来做合适的事情，最有效的利用资源配置。可以从一些点点滴滴的小事中去提高效率。一般来说，职业女性的组织能力要比男性强，这是我们的优点，就一定要发挥。  

女人天生擅长「多重职业」

您是「世界女性论坛」亚洲副主席，目前这个论坛已经有了较大的世界影响，当时您是因为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加入这个论坛的呢？ 

论坛的创始人欧德天（Aude Zieseniss de Thuin）是我的朋友，她认识基德上海办公室的一位法国同事。2004年，她说想在中国找一位职业女性聊聊，看办一个女性论坛是否可行。那位同事就推荐了我，于是我们就见了面。她的计划很好，我们都期望有一个女性领军人物交流的平台。大约一年之后，欧德天给我打电话，说将在法国杜维尔举办第一届论坛，问我是否可以带几位女性朋友一起去参加。我欣然答应了她，于是联系了 SOHO 中国有限公司 CEO 张欣，洪晃、现任 MTV 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梅燕，我们四个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去到法国。在会场上，我们四个人用流利的外文发表演讲，与参会者侃侃而谈。这让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大为感叹，因为他们对中国女性的印象甚至还停留在穿旗袍裹小脚的阶段。于是媒体纷纷评论和介绍我们，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女性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后来我建议欧德天，在合适的时机，我们可以把这个论坛办到中国，因为中国的优秀职业女性其实很多，但是没有机会都在法国来。我认为，这个论坛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参会的女性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见到很多成功人士、分享很多经验、学到很多东西，这对于职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自发地加入到论坛中。 

现在，您事业成功，也参与了很多社会公益活动，可以说您的人生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了，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 

这也是我自己给我自己提出的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答案呢。在生活中，我通常会给自己定一些目标。每到一个点，我都会想，我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工作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精神上的满足。我老跟我的巴黎合伙人开玩笑说，我要早退休，然后去 NGO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至于以后，我想还是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家里其实有这个传统。从我爷爷开始就在东北做慈善，我父亲目前在南方养病，也一直坚持在做慈善。我想，对于我来说，能够尽一滴水的力量，与一些朋友做一些益事，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您觉得一个完美的女人，应该是什么样的？ 

首先，得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丈夫。我们是大学同学，后来一起出国留学，与大多数中国传统男性不同，他非常支持我的工作。我四十岁才生的孩子，觉得孩子对我个人生活非常重要。对于孩子的培养教育，我注重坚持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的质量，而不是单纯的数量。比如我们一家三口会保证留出时间出去度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给儿子很多的教育和启发，同时儿子也会教我们很多东西，给我们不少惊喜。其次，是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否完美，我觉得主要得看自己的心态，因为每个人对幸福的追求和要求都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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